一
火车过了徐州，窗外的风景就开始变了。
陈河生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看着外面的平原。来的时候是九月，田里还是绿的，庄稼正旺。现在是七月，田里已经黄了，麦子收割了，玉米长起来了，一人多高，一排一排的，像列队的士兵。太阳很毒，晒得田里的土冒白烟，远远的地平线上，有一层热浪在晃动，像水面的波纹。
他在火车上已经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硬座车厢，人挤人，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有人躺在座位底下睡觉，有人坐在行李上打牌，有人靠着车厢壁打瞌睡。空气里混着各种味道——汗味、烟味、泡面味、脚臭味，浓得化不开。河生习惯了。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把装着换洗衣服的旅行袋抱在怀里，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发呆。
对面坐着一个中年人，穿着皱巴巴的西装，打着领带，领带已经松了，歪在一边。他在郑州下车，是做小生意的，去上海进货。他一直在跟旁边的人说话，说上海的生意好做，说南京路的衣服多便宜，说城隍庙的小吃多好吃。河生听着，觉得这个人说的上海跟他认识的上海不太一样。他认识的上海是安静的校园、高大的梧桐树、闷热的图书馆。不是南京路，不是城隍庙。
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孩子一直在哭。女人哄着，拍着，哼着歌，孩子还是哭。河生想起母亲，想起母亲抱着陈冉的样子。他从旅行袋里掏出几颗糖——是陈志远给他的，上海的奶糖，大白兔牌的——递给那个女人。“给孩子吃。”他说。女人愣了一下，接过糖，剥了一颗塞进孩子嘴里。孩子不哭了，吮着糖，眼睛亮亮的。女人朝他笑了笑，说：“谢谢你啊，小兄弟。”
河生也笑了笑，转过头继续看窗外。
火车过了郑州，人少了一些。那个做生意的中年人下车了，过道里空了一些。河生换了一个靠窗的位置，把旅行袋放在膝盖上，继续看窗外。窗外的风景越来越熟悉了。田埂上的杨树，地头的土坯房，远处的黄土坡。这些东西，他在上海的时候想了一年，现在看见了，心里忽然踏实了。
快到洛阳的时候，天快黑了。夕阳照在黄土坡上，金红金红的，跟黄河水的颜色一样。河生看着那些坡，那些沟，那些窑洞，忽然觉得眼睛有点酸。他离开了一年。一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这一年里，他去了上海，上了大学，见了世面，学了知识。他变了很多。可这些坡，这些沟，这些窑洞，一点儿都没变。它们还跟一千年前一样，跟一百年前一样，跟他走的时候一样。
火车到洛阳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河生背着旅行袋下了车，站在月台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煤烟味，有尘土味，有烩面味。这是洛阳的味道，是河南的味道，是老家的味道。
他走出车站，在广场上找去孟津的长途车。广场上很乱，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车。有人拉客，喊着“孟津孟津”“新安新安”“偃师偃师”。河生找了一辆去孟津的车，交了钱，上了车。车上已经坐了不少人，都是回家的。有人扛着编织袋，有人拎着塑料桶，有人抱着孩子。车里很暗，只有一盏小灯泡，昏黄黄的，照着一个个疲惫的脸。
车开了，在黑暗里颠簸。河生坐在最后一排，靠着窗，看着外面的夜色。路两边的杨树在车灯的光里一闪而过，像一排排站岗的士兵。远处的村庄亮着灯，稀稀拉拉的，像天上的星星。他想起一年前，大哥送他到洛阳火车站，他坐在大哥的自行车后座上，看着路两边的麦田，想着上海有多远。现在他从上海回来了，坐在长途车上，想着家有多近。
一个多小时后，车到了平乐镇。河生下了车，站在路边，辨认着方向。从这儿到翟泉村，还有七八里地。没有车了，得走回去。
他背上旅行袋，沿着土路往村里走。月亮升起来了，不太圆，但很亮，照得路面发白。路两边是玉米地，玉米已经长得很高了，比人还高，在夜风里沙沙地响。远处有狗叫，一声两声的，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
他走得不快，也不慢。七里地，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以前走三十里路上学，每天来回六十里。七里地，也就是半个钟头的事。但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地走，好像在享受这个过程。他想，这条路，大哥走过，母亲走过，父亲走过。现在他也在走。
走了半个多钟头，看见了村口的灯光。几盏灯，昏黄黄的，在黑暗中亮着。他加快脚步，走进村子。村街上没人，狗在院子里叫了几声，又安静了。他走到家门口，停下来。
院门关着，门缝里透出灯光。他站在门口，忽然有点紧张。他伸出手，想敲门，又缩了回来。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深吸一口气，然后敲了敲门。
“谁呀？”是母亲的声音。
“妈，是我。”
门开了。母亲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旧衬衫，头发花白，脸上有很多皱纹，比一年前老了很多。她看着他，愣了一下，然后眼眶红了。
“河生？”她的声音在发抖。
“妈，我回来了。”
母亲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又摸了摸他的肩膀，好像要确认他是真的。然后她一把抱住他，哭了。她哭得很轻，肩膀一抽一抽的，眼泪流在他肩膀上，湿了一片。
“妈，别哭了，我回来了。”
“回来好，回来好。”母亲松开他，擦了擦眼泪，“快进来，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做。”
河生进了院子。院子还是那个样子，土坯墙，砖瓦房，那棵小桐树长高了不少，已经有两米多高了，叶子在月光下泛着光。堂屋里亮着灯，大哥坐在桌边，看见他进来，站起来。
“回来了？”大哥说，声音很平，但眼睛亮亮的。
“哥。”
大哥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他的手很有力，拍在肩膀上有点疼。河生知道，大哥想说的都在这一拍里了。
嫂子从里屋出来，怀里抱着陈冉。陈冉穿着一件小花褂子，扎着两个小辫子，眼睛圆圆的，黑亮黑亮的，看着河生，有点怕生，往妈妈怀里缩。
“叫叔叔。”嫂子说。
陈冉不叫，只是看着他。河生走过去，蹲下来，从兜里掏出一颗大白兔奶糖，剥了糖纸，递给她。“叫叔叔，给你吃糖。”
陈冉看着糖，又看了看妈妈。嫂子点点头。陈冉伸出手，接过糖，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叫了一声：“叔叔。”
河生笑了。他伸出手，轻轻摸了摸陈冉的头发。头发很软，很细，像春天的草。他忽然觉得，这个孩子，是他的根。不管他走多远，这根都在这里，扎在黄土里，扎在黄河边上。
母亲去厨房做了一碗面条，西红柿鸡蛋面，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河生坐在堂屋里，端着碗吃。面条是手擀的，很筋道，汤是酸的，很开胃。他吃得很快，呼噜呼噜的，像以前在家里一样。母亲坐在旁边看着他，不时说一句：“慢点吃，别噎着。”
大哥坐在对面，抽着烟，看着他。嫂子抱着陈冉，坐在一边。陈冉已经睡着了，小嘴微微张着，呼吸很轻。
“上海怎么样？”大哥问。
“挺好的。”
“学得咋样？”
“还行。上学期考了第七名。”
“第七？”大哥愣了一下，“多少人？”
“一百二。”
大哥点点头，没说话。他抽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烟雾在灯光里散开，淡淡的，像雾。
“好好学。”大哥说。
“嗯。”
河生吃完了面，把汤也喝了。他放下碗，看着母亲。母亲老了。脸上的皱纹多了，手上的茧子厚了，背也弯了一些。她坐在那里，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高兴，是心疼，是骄傲，还有一点别的什么。
“妈，您身体咋样？”
“好着呢。”母亲说，“你别挂念。”
“地里的活，您别干了。让哥干。”
“你哥也忙。我能干就干点。”
河生没说话。他知道，母亲闲不住。她这辈子，就是在土地上过的。不让她干活，比杀了她还难受。
那天晚上，河生睡在他小时候睡的那间屋里。屋里收拾得很干净，炕上铺着新褥子，是母亲准备的。他躺在炕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芦苇秆扎的，糊着报纸，报纸黄了，边角翘起来。他小时候就是看着这些报纸睡着的。现在又是这些报纸。
他伸手摸了摸枕头底下。铜铃在，书签在，照片在，钢笔在。他把铜铃握在手心里，铃铛凉凉的，慢慢变暖。
窗外有虫鸣，吱吱吱的，很响。远处的狗叫了几声，又安静了。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带着玉米叶子的味道。
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二
第二天一早，河生被鸡叫吵醒了。
他睁开眼睛，愣了一会儿，才想起自己在家。窗外的天已经亮了，阳光透过窗户纸照进来，在墙上画出一块亮斑。院子里有脚步声，是母亲在喂鸡。锅碗瓢盆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嫂子在做早饭。
他起了床，穿上衣服，走出屋。院子里，母亲正在撒玉米粒喂鸡。七八只鸡围着她，咕咕咕地叫。看见他出来，母亲抬起头，笑了：“起来了？饿了吧？饭马上好。”
“不饿。”河生说。他站在院子里，看着周围。院墙还是土坯的，但比去年高了，也厚了，是大哥新垒的。院角那棵小桐树长高了不少，叶子绿油油的。院子中间放着一个石磨，磨盘上晒着几件衣服，是陈冉的小褂子。
嫂子从厨房里端出一碗玉米糊糊，一盘咸菜，几个馒头，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吃饭了。”她说。
河生坐下，开始吃。玉米糊糊很稠，是用新玉米面熬的，很香。馒头是白面的，很大，一个就能吃饱。咸菜是萝卜条，腌得很咸，但很脆。他吃了两个馒头，喝了两碗糊糊，吃得满头大汗。
吃完饭，他帮着嫂子收拾碗筷。嫂子说：“你别忙了，歇着吧。”他说：“没事，我在学校也干活。”
收拾完了，他问母亲：“妈，我爹的坟在哪儿？我想去看看。”
母亲指了指西边：“在西边坡上，能看见黄河。你大哥带你去。”
大哥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把铁锨。“走吧。”他说。
兄弟俩出了门，往西走。村西头是一片坡地，种着玉米和红薯。地里的土是黄的，干巴巴的，踩上去噗噗地响。玉米已经长得很高了，比人还高，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地响。走在地里，看不见远处，只能看见玉米秆和天。
走了十几分钟，到了一块坡地上。大哥停下来，指着一个土堆说：“就是这儿。”
河生看着那个土堆。不大，圆圆的，上面长满了草。草很高，有的已经开花了，黄的白的紫的。坟前立着一块木牌，上面的字已经模糊了。他蹲下来，看了看，还能认出来：陈有根之墓。
他从大哥手里接过铁锨，开始给坟培土。土很硬，一锨下去，只铲起一小块。他一锨一锨地铲，把坟边的杂草铲掉，把塌下去的土培起来。大哥在旁边站着，看着他。
培完了土，河生把铁锨插在地上，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
“爹，我回来看您了。”他说，声音很轻，像是怕吵醒谁。“我在上海挺好的，上的是交通大学，学的是船舶工程。您放心，我会好好学的。”
他跪了一会儿，站起来。大哥递给他一根烟，他没要。大哥自己点上，吸了一口，把烟放在坟前。
“爹，河生回来了。您看见了吧？”大哥说。
烟在坟前燃着，青烟袅袅地升上去，在风里散开。
兄弟俩站在坟前，沉默了一会儿。远处，黄河在太阳下闪着光，金黄金黄的，像一条绸带，铺在大地上。
“走吧。”大哥说。
河生点点头。他最后看了一眼父亲的坟，转身往回走。
走了几步，他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坟头的草在风里摇着，木牌上的字在阳光下发白。他想起父亲，想起父亲背着他过河，想起父亲从黄河里捞树，想起父亲蹲在院子里编筐。想起父亲最后一次回家，是腊月二十一，过两天就是小年。父亲说，今年煤矿上活儿多，过年不回来了，多挣点钱，开春给家里买头牛。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煤矿上来人报信：陈有根没了。
他转过头，继续走。
三
下午，河生去了一趟黄河边。
他从村里出来，往南走，穿过一片玉米地，再翻过一道土坡，就到了黄河滩。这边的黄河跟他老家的黄河不一样。老家的黄河窄，水流急，滩地大。这边的黄河宽，水流缓，滩地小。但水是一样的水，浑黄浑黄的，从西边来，往东边去。
他站在河滩上，看着黄河。太阳很大，晒得河滩上热烘烘的。河水在太阳下闪着光，金黄金黄的，晃得人眼晕。远处有一条渔船，很小，在河面上慢慢地漂着，像一片树叶。船上有人在撒网，网撒出去，在空中展开，像一个圆圆的罩子，然后落进水里，溅起一片水花。
他脱了鞋，卷起裤腿，走进水里。水是温的，不凉。脚下的沙很细，很软，踩上去很舒服。他往水里走了几步，水没过了脚踝，又没过了小腿。他停下来，站在水里，看着远方。
他想起了德顺爷。想起德顺爷坐在黄河边上，眯着眼睛看河水，说：“黄河的水，流到哪儿，都是黄河的水。”想起了德顺爷给他的铜铃，想起了铜铃里面的那两个字：“平安。”
他从兜里掏出铜铃，握在手心里。铃铛在阳光下闪着光，铜绿色的，有点旧，但很亮。他把铃铛举起来，对着太阳看了看。铃铛里面，那两个字清清楚楚的：平安。
他把铃铛贴在耳朵上，轻轻摇了摇。叮——很轻，很远，像风铃的声音，又像水声。
他站在水里，站了很久。太阳慢慢偏西了，河面上的光从金色变成了红色，又从红色变成了紫色。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凉凉的，带着水草的味道。
他把铜铃装回兜里，走上河滩，穿上鞋，往回走。走到坡顶上，他回头看了一眼黄河。黄河在夕阳下流着，金红金红的，像一河流动的火。他想，这就是他的河。不管他走到哪儿，这条河都在他心里流着。
四
河生回来的第三天，林雨燕来了。
她是从新乡过来的，坐了三个多小时的火车。河生去镇上接她，在长途车站等了半个多小时。车来了，她第一个下车，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头发披着，比高中时长了，也瘦了一些。看见他，她笑了，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陈河生！”她跑过来，站在他面前，喘着气，“你瘦了！”
“你也瘦了。”他说。
“是吗？”她摸了摸自己的脸，“我倒是觉得我胖了。学校的食堂伙食太好了。”
两个人站在车站门口，看着对方，都笑了。河生接过她的包，是一个帆布包，洗得发白了，但很干净。包上绣着一朵花，粉红色的，是她自己绣的。
“走吧，”他说，“先回家。”
“你家在哪儿？远不远？”
“不远，七八里地。”
“走路？”
“嗯。没车。”
“没事，”她说，“我走得了。”
两个人沿着土路往村里走。太阳很大，晒得路面发烫。林雨燕打着伞，是一把小花伞，粉红色的，遮不住两个人。她把伞往河生那边挪了挪，说：“你也遮遮。”
“不用，我晒惯了。”
“那你帮我拿着包。”她把包递给他，自己撑着伞，走在他旁边。
路两边是玉米地，玉米已经长得很高了，比人还高。风吹过来，玉米叶子哗啦啦地响，像在说话。林雨燕走得很慢，不时看看路边的庄稼，看看远处的村庄，看看天上的云。
“变了，”她说，“跟我去年回来不一样了。”
“哪儿变了？”
“说不上来。好像更好了。路修了，房子也多了。”
河生看了看四周。路确实修了，以前是土路，现在是石子路，好走多了。路边多了几栋新房，是砖瓦的，有的还是两层的。村里的墙上刷着标语：“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发展经济，振兴中华”。这些标语以前也有，但没这么多，没这么新。
“是变了。”他说。
走到村口，林雨燕忽然停下来。她看着村子，看了好一会儿，说：“这就是你家？”
“嗯。”
“挺安静的。”
“农村都这样。”
他们走进村子。村街上有人，看见河生，都打招呼：“河生回来了？”“这是你同学？”“大学生回来了！”河生一一应着，脸上有点红。林雨燕走在他旁边，微微笑着，不慌不忙的。
到家了。母亲在院子里晒粮食，看见他们进来，站起来，擦了擦手。
“妈，这是林雨燕，我同学。”
“阿姨好。”林雨燕说。
母亲看着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笑了：“好，好。快进来坐。”
嫂子从屋里出来，抱着陈冉。陈冉已经不怕河生了，看见他，伸出手要抱。河生抱过她，她咯咯地笑，小手抓着他的衣领。
“这是你侄女？”林雨燕凑过来，看着陈冉，“好可爱啊！”
陈冉也看着她，眼睛圆圆的，黑亮黑亮的，忽然伸出手，摸了摸她的脸。林雨燕笑了，轻轻抓住她的小手，亲了一下。
“她喜欢你。”河生说。
“我也喜欢她。”林雨燕说。
母亲去厨房做饭，嫂子帮忙。河生抱着陈冉，跟林雨燕坐在院子里说话。陈冉在他怀里玩了一会儿，困了，睡着了。他把陈冉抱进屋里，放在炕上，盖好被子。
回到院子里，林雨燕还坐在那里，看着那棵小桐树。
“这棵树是你种的？”
“不是。上家搬走前种的。”
“长得挺好。”
“嗯。”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蝉在树上叫，一声接一声，很响。太阳慢慢偏西了，院子里的影子拉长了。空气里有炊烟的味道，还有玉米糊糊的味道。
“陈河生，”林雨燕忽然说，“你在上海，想家吗？”
“想。”
“想什么？”
“想我妈，想我哥，想黄河。”
“想我吗？”
河生愣了一下，看着她。她也看着他，眼睛亮亮的，嘴角微微翘着。
“想。”他说。
她笑了，笑得很开心。她低下头，从包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他。是一个本子，硬壳的，深蓝色的，上面印着“河南师范大学”几个字。
“送你的。我在学校买的。你可以当日记本用。”
河生接过来，翻开，里面是空白的纸，很白，很干净，有淡淡的纸香。他把本子合上，放在膝盖上。
“谢谢。”他说。
“不用谢。”她说，“你送我的糖，陈冉吃了。我还没吃呢。”
河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从兜里掏出几颗大白兔奶糖，递给她。她接过去，剥了一颗，放进嘴里。
“甜。”她说。
那天晚上，母亲做了一桌子菜。炒鸡蛋、炖鸡块、红烧肉、凉拌黄瓜、西红柿蛋汤。林雨燕帮着端菜、摆碗筷，跟嫂子有说有笑的。母亲坐在旁边，看着她，眼里有一种河生说不清的光。
吃饭的时候，大哥回来了。他在工地上干了一天活，浑身是土。看见林雨燕，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是河生的同学吧？坐，坐。”
他洗了手，坐下来，端起碗，说：“来，吃，别客气。”
林雨燕吃得很斯文，一小口一小口的。河生吃得很急，呼噜呼噜的。大哥看了他一眼，说：“慢点吃，像什么样子。”
河生放慢了速度，脸有点红。林雨燕笑了，夹了一块鸡肉放在他碗里：“多吃点，你太瘦了。”
大哥看了这一幕，低下头，嘴角翘了一下。
吃完饭，天已经黑了。河生送林雨燕去镇上——她在镇上的旅馆订了房间。两个人走在路上，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照得路面发白。玉米地在月光下黑黢黢的，风一吹，沙沙地响。
“你明天走吗？”河生问。
“嗯，明天下午的火车。”
“那明天上午，我带你去看黄河。”
“好。”
两个人走了一会儿，到了镇上。旅馆很小，就几间房，在一栋二层小楼里。河生送她到门口，说：“早点休息。”
“你也早点回去。”她说，“路上小心。”
“没事，我走惯了。”
她看着他，忽然伸出手，握了一下他的手。她的手很软，很暖。然后她松开手，转身走进旅馆，在门口回过头，朝他挥了挥手。
他也挥了挥手。然后转身，往回走。
月亮跟着他走。他走快，月亮也走快；他走慢，月亮也走慢。他把手插进兜里，摸到那个铜铃。铃铛温温的，像她的手。
五
第二天上午，河生带林雨燕去了黄河边。
太阳很好，不太热。河滩上有风，凉凉的。林雨燕穿着那条白裙子，打着小花伞，走在河滩上，像一朵移动的花。
“这就是黄河？”她站在水边，看着河水。
“嗯。”
“比我想象的大。”
“这是下游，宽。上游窄。”
她蹲下来，把手伸进水里。水很凉，她缩了一下，又伸进去。
“浑的。”她说。
“嗯。泥沙多。”
她站起来，甩了甩手上的水，看着远方。远处有一条渔船，在河面上慢慢地漂着。船上的人在撒网，网撒出去，在阳光下闪着光。
“陈河生，”她说，“你说，黄河的水，要流多久才能流到海里？”
“不知道。大概一个多月吧。”
“一个多月？”她想了想，“从这儿到海，一个多月。从河南到上海，也是一段路。”
河生没说话。他看着黄河，看着河水慢慢向东流。
“你在上海，想家的时候，会不会来黄浦江边？”她问。
“会。”
“黄浦江跟黄河一样吗？”
“不一样。黄浦江是灰绿色的，黄河是浑黄的。黄浦江的水声很小，黄河的水声很大。黄浦江边上都是高楼，黄河边上都是庄稼。”
“那你喜欢哪一个？”
河生想了想，说：“都喜欢。”
林雨燕笑了。她弯腰捡起一块石头，扔进水里。石头落水，咚的一声，溅起一朵小水花。水面上的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去，慢慢地，消失了。
“我有时候也想家，”她说，“在新乡的时候。想我妈，想我爸，想咱们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多好啊，每天都能看见你。”
河生看着她。她的脸在阳光下，白里透红的，眼睛亮亮的，嘴唇微微抿着。风吹过来，她的头发飘起来，拂在他脸上，痒痒的。
“林雨燕。”他说。
“嗯？”
“你以后，想当老师吗？”
“想啊。我一直想当老师。回洛阳，找个中学，教数学。你呢？你以后想干什么？”
河生想了想。他想起孟教授的话，想起方卫国的话，想起自己心里那个模模糊糊的念头。他说：“我想造大船。”
“大船？”
“嗯。很大的船。能出海的那种。”
林雨燕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她笑了：“你肯定行。”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做什么都行。”她说，“你从河南考到上海，从农村走到城市，从黄河边走到黄浦江边。你走了这么远，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河生没说话。他看着黄河，看着河水向东流。他想，也许她说得对。也许他真的能造大船。也许他真的能走得更远。
两个人在河滩上坐了很久。太阳慢慢升到头顶，晒得河滩上热烘烘的。林雨燕把伞撑开，遮住两个人。伞很小，两个人挤在一起，肩膀挨着肩膀。河生能闻到她身上的味道，是肥皂的味道，还有阳光的味道。
“陈河生，”她忽然说，“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咱们会分开？”
“想过。”
“你不怕吗？”
“怕。”
“那你还走？”
河生沉默了一会儿，说：“有些路，不走不行。”
林雨燕没说话。她低着头，看着脚下的沙。沙很细，很白，在阳光下闪着光。她用手指在沙上画了一个圈，又在圈里画了一个点。
“我知道。”她说，声音很轻，“你得走。你得去更远的地方。你不能留在这儿。你要是留在这儿，就不是你了。”
她抬起头，看着他。她的眼睛有点红，但没有哭。她笑了，笑得很轻。
“那你走吧，”她说，“我在这儿等你。不管你去多远，我都在这儿等你。”
河生看着她，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像黄河的水，在胸口涌动，浑浊的，滚烫的。他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只是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软，很暖。她的手心里有汗，湿湿的。他握着她的手，握了很久。她没有抽回去，也没有说话。两个人就这么坐着，看着黄河，看着河水向东流。
太阳慢慢偏西了。河面上的光从金色变成了红色。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凉凉的，带着水草的味道。
“走吧，”林雨燕站起来，“我该去坐车了。”
河生也站起来。两个人沿着河滩往回走。走到坡顶上，林雨燕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黄河。
“好看。”她说，“以后我还会来的。”
河生点点头。
两个人往镇上走。一路上，他们都没怎么说话。太阳在他们身后，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前面的路上，一前一后，像两个在走路的人。
到了长途车站，车已经在等了。林雨燕上了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摇下车窗，看着他。
“陈河生，”她说，“你回上海以后，给我写信。”
“好。”
“别太累了，注意身体。”
“好。”
“放假了，就回来。”
“好。”
她看着他，忽然伸出手，握了一下他的手。她的手还是那么软，那么暖。然后她松开手，车开了。
车慢慢开走。林雨燕从车窗里伸出头，朝他挥手。他也挥手。车越开越远，转过街角，看不见了。
他站在那儿，站了一会儿。风吹过来，热乎乎的，带着尘土的味道。他把手插进兜里，摸到那个铜铃。铃铛温温的，像她的手的温度。
他转身，往村里走。太阳在他身后，把影子投在前面，长长的，斜斜的。
六
河生在家待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里，他帮大哥干了不少活。玉米地里锄草，红薯地里翻秧，菜园里浇水。他干得很起劲，好像要把在上海攒了一年的力气都用完。大哥说：“你别干了，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歇歇。”他说：“我在学校也坐着，活动活动好。”
他每天早上跟母亲一起起床。母亲五点就起来了，喂鸡、做饭、扫院子。他起来以后，先去挑水。村里还没通自来水，吃水要到村口的井里挑。他挑着两只铁桶，走两趟，把水缸灌满。然后吃早饭，下地干活。中午回来，睡一会儿，下午接着干。晚上吃完饭，坐在院子里乘凉，跟母亲说话。
母亲问他上海的事。他讲学校，讲宿舍，讲图书馆，讲食堂。母亲听得很认真，不时问一句：“食堂的饭贵不贵？”“上海的冬天冷不冷？”“你跟同学处得好不好？”他一一回答。母亲听完，点点头，说：“那就好。”
有一天晚上，母亲忽然问他：“河生，那个林雨燕，是不是你的对象？”
河生愣了一下，脸红了：“不是，就是同学。”
母亲看着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那姑娘挺好的。懂事，有礼貌，长得也好看。”
“妈——”
“我不是催你。”母亲说，“我就是说说。你的事，你自己拿主意。你现在还小，学业要紧。等毕业了，工作了，再找也不晚。”
河生点点头。
那天晚上，他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林雨燕，想起她站在黄河边的样子，想起她说的那句“我在这儿等你”。他不知道这算什么。是承诺？是等待？还是只是一句随口说的话？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心里有一个人。不管他在上海，在河南，在什么地方，这个人都在他心里。
他摸了摸枕头底下的东西。铜铃、书签、照片、钢笔、日记本，都在。他把照片拿出来，借着月光看了看。林雨燕的黑白证件照，一寸的，穿着白衬衫，头发扎得整整齐齐，对着镜头微微笑着。他把照片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七
河生走之前，去了一趟老家的村子。
他一个人去的。骑自行车，从孟津到新安，四十多里地，骑了两个多小时。路不好走，很多地方还是土路，坑坑洼洼的。但他骑得很慢，一边骑一边看。路两边的庄稼、村庄、树木，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多了很多新房子，多了很多小工厂，多了很多广告牌。路也宽了，很多地方铺了柏油，比以前好走多了。
到了石井镇，他下了车，推着走。镇上也变了。多了很多商店，多了很多饭馆，多了很多卖衣服的摊子。街上的人穿得也好看了，不像以前那样灰扑扑的。他推着车走过镇上的那条主街，经过以前常去的那家面馆。面馆还在，但装修过了，换了新招牌，比以前亮堂了。
从镇上到小浪底村，还有十几里地。这条路他太熟了，从小走到大。但现在已经不是土路了，铺了石子，好走多了。路两边种了很多树，杨树、柳树、槐树，都长得很高了。
到了村口，他停下来。
村子没了。
他站在那儿，看着眼前的一切，觉得像在做梦。村子还在那里——不对，村子不在了。房子没了，院子没了，枣树没了，路没了。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片水，黄黄的水，在阳光下闪着光。
水面上很平静，偶尔有一阵风吹过来，掀起一层细浪。水边立着一块碑，白色的，上面写着字。他走过去，看了看。碑上写着：小浪底水库移民旧址。下面是一行小字：一九九四年蓄水，淹没区涉及一镇三乡，移民两万余人。
他站在碑前，看了很久。两万余人。他就是其中之一。
他走到水边，蹲下来，把手伸进水里。水是温的，不凉。他捧起一捧水，看了看。水是浑的，里面有泥沙，有细小的颗粒。他把水洒回去，看着水面上荡开的涟漪。
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小时候在黄河滩上挖野菜，想起父亲从黄河里捞树，想起德顺爷坐在黄河边上拉船。想起母亲在院子里纳鞋底，想起大哥骑自行车送他上学，想起林雨燕在食堂门口等他。
这些事，都在这片水底下。
他站起来，沿着水边走了一会儿。水边有很多石头，是以前房子的地基。他认出了一些——那是德顺爷家的位置，那是他们家院子的位置，那是村口老槐树的位置。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看着水面。
水面上有一只水鸟，白色的，在水面上游着，不时把头伸进水里，捉鱼。鸟游得很慢，很悠闲，好像这里从来就是一片水，从来就没有过村子，没有过人，没有过那些事。
他从兜里掏出那个铜铃，握在手心里。铃铛被他磨得很光滑了，铜绿色的，在阳光下闪着光。他把铃铛举起来，对着太阳看了看。铃铛里面，那两个字清清楚楚的：平安。
他把铃铛贴在耳朵上，轻轻摇了摇。叮——很轻，很远。像是德顺爷在说话，像是父亲在说话，像是黄河在说话。
他在水边坐了很久。太阳慢慢偏西了，水面上的光从金色变成了红色。风从水面上吹过来，凉凉的，带着水草的味道。他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水面，然后转身，骑上自行车，往回走。
骑出很远，他回头看了一眼。水面在夕阳下闪着光，金红金红的，像一河流动的火。他想，这就是他的村子。这就是他的家。不管他走到哪儿，这个家都在这里，在水底下，在他心里。
八
八月下旬，河生要回上海了。
母亲给他准备了一大包东西：干枣、花生、红薯干、辣椒酱，还有一双新布鞋。千层底的，纳得密密实实，是母亲纳了一个月才纳好的。
“到了上海，别舍不得吃。”母亲说。
“嗯。”
“好好学习，别给咱家丢人。”
“嗯。”
“天冷了多穿点，上海冬天也冷。”
“嗯。”
“放假了就回来。”
“嗯。”
母亲说着说着，眼泪又下来了。她转过身去，用袖子擦了擦眼睛，然后转过来，笑了：“走吧，别误了车。”
大哥送他去洛阳火车站。还是那辆破自行车，还是那条土路。河生坐在后座上，看着路两边的庄稼。玉米快熟了，棒子鼓鼓的，红缨子干了。红薯秧子绿油油的，爬了一地。花生也该收了，叶子黄了。
“哥，”河生说，“你回去吧，我自己去车站。”
“送你到镇上。”大哥说。
到了镇上，大哥把车子停下来，从兜里掏出几张钱，塞给河生。“拿着，路上买点吃的。”
“哥，我有钱。”
“拿着。”大哥把钱塞进他兜里，“你在上海花销大，别省着。”
河生看着大哥。大哥的脸黑红黑红的，皱纹多了，头发也白了几根。他的手很粗，指甲缝里嵌着泥，手背上有几道疤，是在工地上划的。
“哥，你也要注意身体。别太累了。”
“没事，我结实。”大哥拍拍胸脯。
车来了。河生上了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摇下车窗，看着大哥。大哥站在路边，朝他挥挥手。他也挥手。车开了，大哥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尘土里。
他把头缩回来，靠在座椅上。窗外，田野往后退，村庄往后退，山往后退。他看见一条河，宽宽的，浑黄浑黄的。
黄河。
他盯着那条河，看着它慢慢往后，慢慢变小，最后变成一个线，消失在天边。
他把手伸进兜里，摸到那个铜铃。铃铛在他手心里，温温的。
窗外，田野继续往后退，往后退。
火车往东开，往上海开。
往那个他在那里扎根的地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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