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五年二月下旬，上海的冬天还没有走干净。
陈河生站在宿舍窗前，看着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梧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在风里轻轻摇晃。窗台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他用手指划了一下，指尖凉飕飕的。校园里很安静，偶尔有一两个行人匆匆走过，缩着脖子，揣着手。
寒假最后几天，宿舍楼里陆续有人回来了。
最先到的是刘建国。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河生正坐在床上看书。刘建国背着一个大编织袋，脸被风吹得通红，耳朵上长着冻疮。他把编织袋往地上一放，从里面掏出几个红薯、一袋花生、一瓶自家做的辣椒酱，放在河生床上。
“给你的。”
河生愣了一下：“这么多？”
“我妈让带的。”刘建国说，搓了搓手，“她说你一个人在学校过年，肯定没吃好。”
河生看着那些东西，心里热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寒假一个人吃白菜炖豆腐的日子，忽然觉得红薯的香味隔着袋子都能闻见。
“谢谢。”他说。
刘建国没接话，开始收拾自己的铺位。他就是这样的人，话不多，但心里有数。河生发现他的行李比上学期还少，被子还是那床旧棉被，被套洗得发白了。他穿的鞋是一双解放鞋，鞋底磨得很薄了，鞋面上有几个补丁。
第二天，赵磊回来了。他拖着一个大行李箱，一进门就喊：“可算回来了！北京冷死了！上海怎么样？是不是也冷？”他一边说一边脱外套，从箱子里掏出各种东西——果脯、茯苓夹饼、驴打滚，还有一盒稻香村的点心。“来来来，都尝尝，我特意带的。”
张伟是第三天到的。他扛着一个大蛇皮袋，里面装满了海鲜——带鱼、黄鱼、虾干，还有一大包紫菜。“我妈让带的，说给你们尝尝鲜。”他把东西往桌上一放，大大咧咧地坐下，开始讲他在家过年的事，讲他爸出海打鱼，讲他家的渔船换了新马达，讲他们那儿要修大桥了。
陈志远最后到。他是上海人，家就在徐汇区，开学前一天才搬回来。他带的东西最少——一个双肩包，里面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和几本书。但他带了一样东西，让所有人都围了过来——一台便携式CD机，银灰色的，索尼的，崭新的。
“这是我爸从日本带回来的，”陈志远说，把耳机递给赵磊，“你听听，音质特别好。”
赵磊戴上耳机，眼睛亮了：“操，这也太清楚了吧！比磁带强一百倍！”
张伟也抢着听，然后刘建国，然后河生。河生戴上耳机的时候，吓了一跳。里面放的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音乐像水一样流进耳朵里，每一个音符都清清楚楚，像有人在他耳边弹琴。他从来没听过这么清楚的声音。
“这得多少钱？”赵磊问。
“不知道，我爸没说。”陈志远轻描淡写地说。
河生把耳机摘下来，还给他。他回到自己的铺位，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支林雨燕送的英雄钢笔，在手里转了转。笔杆磨得光滑了，金色的笔尖在灯光下闪着光。
他想，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人用钢笔，有人用CD机。但钢笔也能写字，CD机也能听歌。没什么好比的。
二
新学期第一周，河生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
他把一张白纸裁成小条，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下：
每日计划
5：30 起床，听英语
6：30 早餐
7：00-12：00 上课/自习
12：00-13：00 午餐、午休
13：30-17：30 上课/自习
18：00-19：00 晚餐、英语角
19：30-22：30 晚自习
23：00 睡觉
他把纸条贴在床头，每天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能看见。赵磊看见了，说：“哥们儿，你这是要考研啊？才大一。”河生没说话，只是笑了笑。他不是要考研，他只是知道自己底子薄，得比别人多花时间。
高等数学下册比上册难了很多。多重积分、曲线积分、曲面积分，一个个概念像山一样压过来。河生上课认真听，下课认真做笔记，但有时候还是跟不上。老师讲得快，板书一擦就没，他来不及记全。
他去找了数学老师。老师是个中年男人，姓王，戴着厚厚的眼镜，说话慢吞吞的。王老师听了他的问题，翻了翻他的笔记本，说：“你的基础不错，但方法有问题。高数不是靠背的，是靠理解的。你不能光记公式，要搞清楚公式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用这个公式。”
王老师给他列了一个书单，让他回去看。同济版的《高等数学》习题集、吉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习题集》、还有几本国外教材的中译本。河生去图书馆借了这些书，一本一本地啃。看不懂的地方就查，查不到就问，问不到就自己想。有时候一道题想一个下午，想得头疼，但想通了以后，那种感觉比什么都痛快。
大学物理也比上学期难了。电磁学、光学、热学，每一个分支都像一扇新的大门。河生最喜欢电磁学，麦克斯韦方程组那四个公式，简洁得让人着迷。他盯着那四个公式看了很久，觉得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美的东西——用四个公式，就能把所有的电、磁、光都说明白。
他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费曼的《物理学讲义》，翻了翻，发现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东西。费曼说，物理学不是一堆公式，而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河生觉得这话说得对。他以前看黄河，只觉得那是水，是浑的，是流的。现在他想，黄河的水为什么会流？是因为重力。水为什么会浑？是因为泥沙的悬浮和沉积。水流的速度和深度有什么关系？那是伯努利方程。他忽然觉得，物理让世界变得不一样了——不是更复杂，而是更简单，更有序。
最难的还是英语。
河生的英语听力进步了一些，能听懂慢速的英语新闻了。但口语还是不行。他说话的时候，舌头像打了结，单词一个一个往外蹦，磕磕巴巴的。英语角的那些同学，有的能跟外国人流利地对话，他站在旁边，一句话都插不上。
有一次，英语角来了一个美国留学生，叫Mike，高高瘦瘦的，金色头发，蓝色眼睛，笑起来很爽朗。大家围着他聊天，问这问那。Mike说他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在交大学中文。他的中文说得不错，但有时候会闹笑话。有人说“我在食堂吃饭”，他说“我在食堂吃食堂”，大家都笑了。
河生站在人群外面，听他们说话。他想说点什么，但张不开嘴。他脑子里有一个句子——“Where are you from？”——但他不敢说。他怕说错了，怕口音太重，怕别人听不懂。
Mike忽然看见了他，朝他走过来，伸出手：“Hello， I‘m Mike. What's your name？”
河生愣了一下，握住他的手：“I... I‘m Chen Hesheng.”
“Nice to meet you， Chen. Where are you from？”
“Henan.”
“Henan？”Mike眼睛亮了，“I've heard about Henan. It's the crad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right？ The Yellow River？”
河生点点头。他忽然不紧张了。这个美国人知道黄河，知道河南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他深吸一口气，慢慢说：“Yes. The Yellow River. I grew up by the Yellow River.”
这是他到上海以来，第一次跟外国人完整地说了一句话。话说出来以后，他发现也没那么难。Mike听懂了，点点头，说：“That's amazing.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the Yellow River.”
那天晚上，河生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今天，我说了第一句英语。”
他的日记本是一个软面抄，封面上印着“上海交通大学”几个字，是开学时发的。他每天晚上睡觉前，会写几行字，记下当天的事。有时候写得多，有时候写得少。但每天都写。
他写：“今天食堂的红烧肉不错，三毛钱一份，我买了一份，吃得很饱。”
他写：“图书馆四楼靠窗的位置最好，能看到梧桐树。我以后每天都去那里。”
他写：“赵磊说我的普通话有河南口音，我自己听不出来。”
他写：“刘建国的辣椒酱很辣，但很好吃。我吃了一碗面条，放了一勺，辣得出汗。”
他写：“陈志远借给我一本《平凡的世界》，我看了一个晚上，哭了。孙少平像一个人，像谁呢？像我自己。”
这些日记，他从来没有给别人看过。那是他跟自己说话的地方，是他心里最安静的一个角落。
三
三月中旬，校园里的梧桐树开始发芽了。
嫩绿的芽苞从光秃秃的枝丫上钻出来，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多。草坪也绿了，黄黄的枯草下面，冒出一层新绿。花坛里的迎春花开了，黄澄澄的，一丛一丛的，像撒了一地的碎金。
河生走在校园里，觉得空气都不一样了。冬天的空气是冷的，硬的，吸进去像喝凉水。春天的空气是暖的，软的，吸进去像喝温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闻到了泥土的味道，草的味道，花的味道。这些味道让他想起了老家——黄河滩上的春天，也是这样的味道。
三月的第二个周末，系里组织了一次春游，去佘山。
佘山在上海的西南边，是上海最高的山了——其实也不算山，就是一个大土包，海拔不到一百米。但对河生来说，能看见山就很亲切了。他已经半年多没见过山了。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大巴，到了佘山脚下。河生抬头看了看，山不高，但满山的树，绿油油的。山脚下有一个天主教堂，尖尖的顶，白色的墙，在阳光下很显眼。赵磊说：“这教堂挺好看的，拍张照吧。”他从包里掏出一个傻瓜相机，是跟同学借的，让大家站在一起，拍了一张合影。
然后开始爬山。山路不陡，石阶铺得整整齐齐，两边是竹林和杉树。河生走得很轻松，这点坡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想起老家的那些坡，比这陡多了，他小时候每天都要爬上爬下。赵磊就不行了，走了没几步就喘，扶着腰说：“不行不行，歇一会儿。”
张伟笑他：“你这体格，还北京爷们儿呢？”
“北京爷们儿怎么了？北京没有山！”赵磊不服气。
爬到山顶，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远处是农田和村庄，一块一块的，像棋盘。更远处是工业区，烟囱冒着白烟。再远处，隐隐约约能看见一片亮光——那是黄浦江，还是东海？河生分不清。
他站在山顶上，看着远方，忽然想起太行山。他以前在老家，站在坡上就能看见太行山，青灰色的，像一道墙。现在站在佘山上，什么都看不见。上海太远了，远到看不见太行山，看不见黄河，看不见老家。
但他不觉得难过。他只是觉得，世界很大。
下山以后，大家在草地上野餐。每个人带了自己的东西，摆在塑料布上，有面包、火腿肠、饼干、水果、饮料。赵磊带了一瓶二锅头，说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得喝点。张伟带了一包卤味，鸡翅鸭脖什么的。陈志远带了一盒进口巧克力，让大家尝。
河生带的是母亲做的干枣。他把干枣从书包里拿出来，放在塑料布上。赵磊抓了一把，咬了一口，说：“这枣好吃！甜！哪买的？”
“我自家种的。”河生说。
“你们家种枣树？”
“嗯，院子里有一棵老枣树。”
“多大岁数了？”
“不知道。我记事的时候就有了。我妈说，那棵树比我爹还老。”
赵磊又抓了一把，说：“那你可得好好保护它。”
河生没说话。那棵枣树，现在已经在水底了。黄河的水，淹了它。
他拿起一颗干枣，放进嘴里。枣肉很硬，嚼起来费劲，但很甜。这是老家的味道。他慢慢嚼着，看着远处的天空。天很蓝，云很白，风很轻。
他想，那棵枣树虽然没了，但它的枣子还在。枣子的核，也许能在别的地方生根发芽。
回到学校后，河生给大哥写了一封信。
大哥：
春天了，上海暖和了。校园里的树都发芽了，花也开了。我们系里组织去春游，去了佘山，上海最高的山。说是山，其实就是一个土坡，跟我们老家的坡没法比。但站在上面，能看很远。
学校里一切都好。功课有点紧，但我在努力。上学期考了第十三名，这学期争取进前十。英语也在进步，我现在能跟外国人简单对话了。虽然说得不好，但敢说了。
家里怎么样？妈的身体好些了吗？嫂子的肚子大了吗？什么时候生？生了告诉我，我想给侄子或侄女起个名字。
大哥，我在上海挺好的。你别挂念。你也要注意身体，工地上别太累。
河生
信寄出去以后，他开始等回信。这次回信来得很快，不到一周就收到了。大哥的字还是歪歪扭扭的，但每一个字他都认识。
河生：
信收到了。妈让我告诉你，家里都好，你别挂念。
你嫂子上个月生了，是个闺女。六斤八两，白白胖胖的，长得像你嫂子。妈高兴得不得了，天天抱着不撒手。你嫂子说要你给起个名字，你是大学生，有文化。
你大哥还是老样子，在工地上干活。活不多，一天挣十几块。够花。
你在上海好好学，别惦记家里。
大哥
河生看了信，想了很久。起什么名字呢？他在纸上写了几个字：陈晓、陈晨、陈梦、陈恬。都不满意。他又想了半天，最后写了一个字：陈冉。
冉，意思是慢慢地，渐渐地。他想，这个孩子，会在新的地方慢慢长大，就像春天的新芽，慢慢地，渐渐地，长成一棵树。
他给大哥回了信，说了名字的事。然后他又写了一段：
大哥，你以后别叫我大学生。我就是你弟弟。不管我在哪儿，上什么学，我都是你弟弟。你供我念书，供我上大学，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等我毕业了，挣钱了，第一个月工资，给你和妈。
河生
信寄出去以后，他坐在窗前发了很久的呆。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已经长出来了，嫩绿嫩绿的，在风里轻轻摇着。阳光透过叶子洒下来，斑斑驳驳的，落在他的手上，暖暖的。
四
四月初，学校举办了一场春季运动会。
河生报了五千米长跑。赵磊说他有病，五千米，跑下来腿都断了。河生没说话。他从小就走路，从村里到镇上，三十里地，来回就是六十里。五千米，也就是十里地，不算什么。
比赛那天，天气很好。太阳照着，不冷不热。操场上人山人海，各系的旗帜在风中飘着，广播里在播运动员进行曲，节奏感很强，让人想跟着走。河生站在起跑线上，穿着学校发的运动背心和短裤，脚上是一双白球鞋——是赵磊借给他的，比他自己的解放鞋轻多了。
发令枪响了。
河生跑得不快，也不慢，按照自己的节奏跑。第一圈，第二圈，第三圈……他慢慢超过了前面的人。他的呼吸很稳，三步一吸，三步一呼，像一台机器。他的腿很有力，一步一步地迈，不紧不慢。他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脚下的跑道，和远处的终点。
跑到第八圈的时候，他已经跑到了第三位。前面有两个人，一个体育特长生，一个田径队的。他追不上他们，但他们也甩不掉他。他就这么跟着，一圈，一圈，又一圈。
最后一圈，他加速了。腿开始发酸，肺开始发烫，但他咬着牙，一步比一步快。他超过了第二名。离第一名还有二十米，十五米，十米，五米……终点到了。他还是第二名。
广播里报成绩：18分47秒。第二名。
赵磊在终点等他，递给他一瓶水，说：“哥们儿，你牛逼！我服了！”
河生接过水，喝了一大口。水是温的，但喝下去很舒服。他弯着腰，喘着气，看着操场上的天空。天很蓝，云很白，风很轻。他觉得浑身都通了，像黄河开春以后，冰化了，水通了，哗哗地流。
回到宿舍，陈志远说：“你跑得真快。以前练过？”
“没有。”河生说，“就是走惯了。”
“走惯了？”
“嗯。以前上学，每天走三十里路。”
宿舍里安静了一下。赵磊看着他，眼神有点复杂。张伟说：“三十里？每天？”河生点点头。刘建国也点点头，好像他能理解。他每天也走很远的路去上学——虽然没三十里，但也有二十里。
陈志远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那我请你吃饭吧，算是庆祝。”
他们去了学校后面的一个小饭馆，叫“老地方”，是学生们常去的地方。店面不大，七八张桌子，墙上贴满了菜单和海报。老板是个中年女人，胖胖的，笑眯眯的，大家都叫她王姐。
陈志远点了几个菜：红烧鱼、糖醋排骨、蒜蓉空心菜、西红柿蛋汤。赵磊又要了一瓶啤酒。五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吃得热火朝天。
“河生，”赵磊喝了一口啤酒，“你说你每天走三十里上学，走了几年？”
“初中两年，高中三年。五年。”
“五年！一天六十里？不对，你刚才说三十里？”
“单程三十里。来回六十里。”
赵磊算了算：“一天六十里，一年按两百天算，一万两千里。五年，六万里。操，你走了六万里！”
河生没说话。他没算过，但赵磊算得差不多。
“六万里，”张伟说，“那都够绕地球大半圈了。”
“所以说，”赵磊举起酒杯，“河生跑五千米算什么？人家可是走过六万里的人！”
大家都笑了。河生也笑了。他笑的时候，脸上的线条柔和了很多，不像平时那么绷着。陈志远看着他，忽然说：“河生，你应该多笑笑。你笑起来挺好看的。”
河生愣了一下。这话，林雨燕也说过。他低下头，夹了一块排骨，慢慢嚼着。
吃完饭，五个人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路灯亮着，梧桐树的叶子在灯光下绿得发亮。赵磊喝多了，走路歪歪扭扭的，张伟扶着他。刘建国走在最后面，一声不吭。陈志远走在河生旁边，忽然说：“河生，你知道吗？我以前觉得，农村来的学生，跟我们不一样。现在我觉得，其实是我们不一样。你们比我们厉害。”
河生看着他，没说话。
“我是说真的。”陈志远说，“你能走六万里路，你能跑五千米拿第二名，你能从河南考到交大。这些事情，我做不了。我爸说得对，上海的孩子，条件太好了，反而没出息。”
河生想了想，说：“不是没出息。是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你有的东西，我没有。我有的东西，你没有。但这些东西，都可以学。”
陈志远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笑了：“你说得对。都可以学。”
两个人走进宿舍楼，上了三楼。赵磊已经睡着了，张伟把他扶到床上，给他脱了鞋。刘建国在洗脚，水声哗哗的。河生躺到床上，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铜铃，握在手心里。铃铛温温的，像一个人的体温。
他想，今天是个好日子。
五
四月中旬，河生收到了一封信。
不是大哥寄的，是林雨燕。
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字迹秀秀气气的。他拆开，里面是三页纸，写得密密麻麻。
陈河生：
你好吗？春天了，新乡暖和了。校园里的花都开了，有桃花、梨花、海棠花，还有我不知道名字的花。我们宿舍楼前面有一棵大槐树，这几天开花了，满树的槐花，白花花的，香得不得了。我们摘了一些，让食堂的大姐给蒸了槐花饭，可好吃了。你吃过槐花饭吗？就是把槐花拌上面粉，上锅蒸，蒸熟了蘸蒜汁吃。我小时候我妈经常做。你肯定也吃过吧？你们那儿也有槐树。
我在学校挺好的。功课有点难，尤其是高等代数，老师讲得快，我跟不上。但我每天去图书馆自习，慢慢也能看懂了。我们数学系的老师都挺好的，有一个老教授，姓张，教我们解析几何。他讲课特别有意思，能把很抽象的东西讲得很生动。他说，数学就是诗，是宇宙的语言。我以前不觉得，现在有点信了。
你上次来信说，你跑了五千米第二名。你真厉害！我就知道你行。你以前走三十里路上学，我就觉得你厉害。你走了五年，六万里，从河南走到上海。你还会继续走的，对不对？走到更远的地方去。
我最近也在跑步。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在操场上跑几圈。一开始跑不动，跑一圈就喘。现在能跑三圈了。我要向你学习，争取下学期也能参加运动会。
对了，我上次去洛阳了。坐火车去的，两个多小时。我去看了龙门石窟，看了白马寺，还去了我们以前上学的那个学校。学校变了，盖了新楼，操场也修了。但那个食堂还在，还是那个样子。我在食堂门口站了一会儿，想起你。想起你在食堂门口等我，想起你请我吃红烧肉。那时候多好啊。
陈河生，你说，人为什么要长大呢？长大了，就要分开，就要去不同的地方，就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有时候我想，要是一直在高中，该多好。每天上课，做题，去食堂吃饭，在操场上散步。你在旁边，我就安心。
算了，不说这些了。你要好好的，我也要好好的。等放假了，咱们再见。
林雨燕
河生把信看了两遍。第一遍看得快，想知道她说了什么。第二遍看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想从字里行间看出她没说的话。
他把信叠好，放在枕头底下。然后他拿出纸和笔，开始写回信。
林雨燕：
信收到了。我也很好。
新乡的槐花开了，上海的槐花也开了。我们校园里也有槐树，在图书馆后面，有好几棵。这几天开花了，满树的槐花，白花花的，风一吹，花瓣飘下来，像下雪。我昨天在树下站了一会儿，闻着花香，想起老家。我们家院子里没有槐树，但村口有一棵，很大很老，比德顺爷还老。每年春天，我们都在那棵树下吃饭。现在那棵树也没了，在水底。
我吃过槐花饭。我妈做的，也是蒸熟了蘸蒜汁。你说得对，可好吃了。
高等代数确实难。我上学期学高数的时候也觉得难，后来找到方法就好了。你别急，慢慢来。看不懂的地方就多看几遍，问老师，问同学。实在不行，你给我写信，我帮你想想。虽然我不一定懂，但两个人一起想，总比一个人强。
你说你跑步了。好。跑步好。跑步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想，只管往前跑。我以前走路上学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什么都不想，只管走。走着走着，就到了。
你问我人为什么要长大。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长大了，才能去更远的地方。才能看见更大的世界。才能做更多的事。你以前说过，你想当老师。你长大了，就能当老师了。就能教学生了。这不是很好吗？
我在上海挺好的。你别挂念。你也要好好的。
等放假了，我回河南，咱们见。
陈河生
他把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第二天寄了出去。
六
四月底，学校举办了一场文艺晚会。
每个系都要出节目。船舶系出了一个大合唱，唱的是《长江之歌》和《团结就是力量》。河生站在合唱队里，穿着白衬衫、蓝裤子，跟大家一起唱。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
唱到“东海”的时候，他想起了黄浦江，想起了长江，想起了黄河。三条河，从西到东，从高原到大海，流过了多少土地，养育了多少人。他站在台上，唱着这首歌，忽然觉得嗓子有点紧。
晚会结束后，赵磊说：“唱得不错啊！你的声音挺大的，我在下面都听见了。”
河生笑了笑。他的声音确实大，在老家干活的时候，跟大哥隔着几块地喊话，练出来的。
走在回宿舍的路上，陈志远忽然说：“河生，你想不想参加学校的文学社？”
“文学社？”
“嗯。就是写写文章，读读书，交流交流。我认识文学社的社长，是中文系的，叫李默。他写诗写得特别好。你要是感兴趣，我介绍你认识。”
河生想了想。他喜欢读书，也喜欢写东西——虽然写的都是日记和家信。他说：“行，我去看看。”
文学社的活动地点在文科楼的一间教室里，每周五晚上活动。河生去的那天，教室里坐了十几个人，有男有女，都挺年轻的。社长李默是个瘦瘦的男生，戴着黑框眼镜，头发有点长，说话慢悠悠的，带着一种河生说不上来的腔调。
“今天我们来讨论海子的诗，”李默说，“大家读过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吗？”
大家都说读过。河生没读过。他连海子是谁都不知道。
李默开始念那首诗：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河生听着，心里忽然动了一下。“关心粮食和蔬菜”——他从小就关心粮食和蔬菜。他关心地里的麦子够不够吃，关心菜园里的白菜能不能过冬。但他从来没觉得这跟幸福有什么关系。他以为这是苦，是累，是不得不做的事。海子说，这是幸福。
李默念完了，让大家谈感想。有人说，这首诗写的是理想，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人说，这首诗写的是孤独，是得不到的才去向往。有人说，这首诗写的是死亡，“从明天起”意味着“今天”是不幸福的。
河生听着，想说点什么，又不敢说。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连海子是谁都不知道，哪有资格说话。
李默忽然看见了他，说：“这位同学，你是新来的吧？说说你的想法。”
河生站起来，脸红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我觉得这首诗写的不是理想，也不是死亡。写的是活着。”
教室里安静了一下。李默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好奇的光：“活着？怎么说？”
“诗里说，关心粮食和蔬菜。我从小就在关心粮食和蔬菜。我关心地里的麦子够不够吃，关心菜园里的白菜能不能过冬。我以前觉得这是苦，是累。但海子说，这是幸福。也许，活着本身就是幸福。不管你活在哪里，不管你活得好不好，只要你还在关心粮食和蔬菜，还在关心身边的人，你就是幸福的。”
他说完了，坐下来。教室里还是很安静。然后李默鼓起了掌。大家都鼓起了掌。
“说得好。”李默说，“活着本身就是幸福。这是海子最后想明白的事，也是他最后没做到的事。”
那天晚上，河生在日记本上写了一段话：
“今天去了文学社，读了海子的诗。我以前不知道海子，现在知道了。他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我觉得不用从明天起，从今天就可以。今天就是幸福的。我在上海，在交大，有书读，有饭吃，有朋友，有家人。这就是幸福。”
七
五月，上海的天气热起来了。
梧桐树的叶子已经长得很茂密了，绿荫遮天蔽日。走在校园里，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上画出斑斑点点的光斑。蝉开始叫了，一声接一声，很响，但听久了也不觉得吵。
河生换上了短袖衬衫，是大哥寄来的。白色的，的确良的，领口有点紧，但很凉快。大哥在信里说，这是他在镇上买的，十块钱一件，让河生别舍不得穿。
五月的第二个周末，是母亲节。
河生不知道这个节日。是陈志远告诉他的。陈志远说，他给妈妈买了一束花，康乃馨，粉红色的。河生问他多少钱，他说二十块。河生愣了一下，二十块，够他吃一个星期的饭了。
但他还是想给母亲做点什么。他想了想，去学校的小卖部买了一张明信片，一毛钱。明信片正面是上海外滩的照片，背面是空白的。他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了一行字：
“妈，母亲节快乐。我在上海挺好的，您别挂念。河生。”
他把明信片寄了出去。他不知道母亲能不能看懂——母亲不识字。但他知道大哥会念给她听。他想象母亲拿着明信片，让大哥念给她听的样子。母亲会笑，会抹眼泪，会说“这孩子，花这冤枉钱”。
过了几天，大哥来信了。信很短：
河生：
明信片收到了。妈让我告诉你，她很开心。她拿着明信片看了半天，虽然不认识字，但她说，看着你的字，就像看见你这个人。
你嫂子说，陈冉会叫妈了。虽然叫得不太清楚，但确实是叫了。妈高兴得不得了，说这孩子聪明，将来也要上大学。
家里都好，你别挂念。
大哥
河生把信看了好几遍。他想象陈冉叫“妈”的样子，小小的嘴巴，嘟嘟的，发出“ma”的声音。他想象母亲抱着陈冉，笑得满脸褶子的样子。他想象大哥在工地上搬砖，汗流浃背的样子。
他把信叠好，放在枕头底下。
那天晚上，他梦见了母亲。母亲站在村口，穿着一件新衣服——蓝底白花的，是嫂子给她买的那件。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白白胖胖的，是陈冉。母亲朝他招手，让他回去。他朝母亲跑过去，但怎么也跑不到跟前。母亲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风里。
他醒了，枕头湿了一块。
八
六月初，期末考试又要到了。
河生比上学期更紧张了。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考进前十。他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做题。他把这学期的笔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把所有的习题都重新做了一遍，把错题本上的题又看了三遍。
图书馆四楼靠窗的那个位置，已经成了他的专属座位。每天早上他第一个到，把书包放在桌上，占住那个位置。然后去打水，回来坐下，开始看书。有时候赵磊也来，坐在他旁边，看一会儿书就开始打瞌睡。刘建国也来，坐在他对面，两个人面对面地学，谁也不说话。
有一天晚上，河生在图书馆看书看到很晚。图书馆十点钟关门，他等到铃声响了才走。走出图书馆，外面下起了雨。不是那种大雨，是毛毛雨，细细密密的，在路灯下闪着光。他没带伞，就站在图书馆门口的屋檐下，看着雨。
雨丝在灯光里飘着，像无数根银线，从天上垂下来。地上的水洼映着路灯的光，亮晃晃的。远处有雷声，闷闷的，从天边滚过来。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味道，混着泥土和树叶的气息。
他忽然想起老家。老家的夏天也下雨，但跟上海不一样。老家的雨是暴烈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乌云压下来，闪电劈下来，雷声炸开，大雨哗哗地倒下来。然后太阳出来了，天边挂着一道彩虹。上海的雨是温柔的，绵绵的，下个不停，像一个人在耳边轻声说话。
他站在屋檐下，看着雨，想了很久。想老家，想黄河，想母亲，想大哥，想林雨燕。想那些走过的路，想那些吃过的苦，想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事。
雨小了。他走进雨里，往宿舍走。雨丝落在脸上，凉凉的，像母亲的手。
期末考试结束后，河生瘦了八斤。
赵磊说他是“学习狂人”，说再这么学下去，要出人命的。河生笑了笑，没说话。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底子好，扛得住。从小到大，他什么苦没吃过？这点累，不算什么。
成绩出来那天，他去看榜。船舶系一百二十个人，他考了第七名。高等数学九十六分，大学物理九十一分，英语八十一分，计算机基础八十五分，工程制图九十五分。
他站在榜前，看了很久。第七名。比上学期进步了六名。虽然不是最好的，但他在往上走。一步一步地，慢慢地，往上走。
赵磊考了第三十一名，拍着他的肩膀说：“哥们儿，你行啊！第七名！我请你吃饭！”刘建国考了第六名，还是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张伟考了第三十八名，嚷嚷着说下学期一定要努力。陈志远考了第五名，慢条斯理地说：“不错，进步很大。”
河生回到宿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他告诉大哥，他考了第七名，比上学期进步了。他没有说总共有多少人，他觉得第七名已经很好了。
信寄出去后，他开始想一件事：暑假回不回家？
这次，他毫不犹豫地决定：回。
他想母亲了。想大哥了。想陈冉了。想黄河了。
他在火车站排了一天的队，买到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硬座，六十多块。他把票揣在兜里，心里踏实了。
走之前，他跟方卫国见了一面。
方卫国也考完了，考得不错，班级第三。他请河生在学校门口的小饭馆吃饭，点了四个菜，一瓶啤酒。
“你什么时候走？”方卫国问。
“后天。”
“我大后天。你先走。”
两个人喝了一杯酒。方卫国说：“河生，你知道吗？我这学期加入了校报记者团，写了几篇稿子，反响还不错。下学期我准备竞选副团长。”
“行啊。”河生说。
“你呢？下学期有什么打算？”
“好好学习。争取进前五。”
“前五？”方卫国笑了，“你这也太稳了吧？就不能想个前三？”
河生想了想，说：“也行。”
方卫国又笑了。他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跟高中时候一模一样。
“河生，”他忽然说，“你说，咱们以后会不会忘了老家？”
“不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咱们是从那儿来的。”河生说，“不管走多远，根都在那儿。”
方卫国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说：“你说得对。根在那儿。”
两个人喝完了酒，走在校园里。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照得校园里亮堂堂的。梧桐树的叶子在月光下泛着银光，风一吹，沙沙地响。
“河生，”方卫国说，“暑假回去，你去看看黄河。替我看一眼。”
“你不回去？”
“回。但我家在镇上，离黄河远。你离得近。”
“好。”
两个人在校门口分手。河生走在回学校的路上，月亮跟着他走。他走快，月亮也走快；他走慢，月亮也走慢。他想，月亮也是一样的。在老家看是这个月亮，在上海看也是这个月亮。
他摸了摸兜里的铜铃，铃铛温温的。
后天，他就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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