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天幕上那几乎将那个名字钉在耻辱柱上的弹幕狂潮，万界之中，不少脾气急躁或性子刚直的人已是按捺不住。
某处军营，一位络腮胡将军“砰”地一拳砸在案几上，震得酒碗乱跳：“就因为这厮胡诌一通，便让如此一部奇书蒙尘百年，让真正的著书人身世成谜？荒谬！可恨！”
一位老学究也气得浑身发抖，“考据考据，考据便是如此罔顾事实、牵强附会么？见一家败落，便将书安于其家？那老夫见邻村有痴儿，岂不可说《周易》是他所著？滑天下之大稽！”
更有人直接骂道：“此等治学，误人子弟，混淆视听，实乃学林之耻！”
然而，这些来自万界的怒骂与斥责，此番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化作天幕上的弹幕。
似乎有某种力量将这部分声音“过滤”或“模糊”掉了，天幕上依然只有后世观众的评论在滚动。
但无论如何，经此一番，那所谓的“乾隆成书说”在万界众人心中已彻底沦为笑谈，其立论根基“曹雪芹乃曹寅之孙，作书于乾隆朝”，在环环相扣的铁证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无需天幕再多言，万界众人心中已然一片雪亮。
既然那乾隆朝成书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那么成书时间究竟为何，便可以依据天幕之前揭示的线索与书中内证来推断。
天幕曾清晰提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甲戌本，其底本所据，乃是“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的本子。
甲戌年乃是关键的坐标。
如果不是乾隆一朝的甲戌年，那就应该往前再倒推一个甲子，也就是上一个甲戌之年。
公元1694年！
这个时间点还处于康熙一朝！
同样的，这个甲戌年也恰好处于清朝统治已趋稳固，但明遗民犹存，反清情绪暗涌的时代。
众人立刻想起了天幕此前讲述的，关于那位“朱三太子”朱慈炤的命运。
朱慈炤被处死于公元1708年，1694年至1708年，中间相隔整整十四年！
十四年！
而作为著书人的朱慈炤，在离世之前写完红楼梦就是完全合理的！
他甚至亲眼看到它被传抄、被评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这个认知，让许多人心中那口郁结之气稍稍纾解了一些。
更有人想起书中开篇的那句话——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这说明成书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历了漫长岁月的精心打磨，从初稿到甲戌再评，至少需要十年左右的创作与修订时间。
从1694年往前推十年，是公元1684年前后。
而彼时的朱慈炤也不过五十一岁，他的身世、才学、阅历、心境……无一不合！
而此后至1708年就戮，尚有二十四年可作修订补充。
所有的线索，在此刻完美地咬合在了一起。
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遗民论。
刘彻先前说得对，那些亲身经历过亡国之痛的人，心中有恨有怨有不甘，所以他们敢写。
可问题是，朱慈炤作为崇祯皇帝的儿子，从皇宫里逃出来的时候才多大？他哪来的钱？哪来的资源？哪来的能力去写这样一部煌煌巨著？
他逃出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他当过和尚，被人出卖过，被抓过，东躲西藏，朝不保夕。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精力、有财力、有稳定的环境去写书？
除非——
“有人在资助他。”朱由检喃喃道。
天幕画面再次切换，回到了王士元案相关记载。
【《吕留良年譜長編》记载：
因查四十五年七月间，浙江张月怀左道惑众案内，有拿获奸犯何诚之侄何子奋，现禁在狱。提出讯问，据何子奋自供，伊系何诚之第二子，本姓名朱㞷。何诚即朱三，入赘余姚胡家。……见缉拿甚紧，妇女陆口，俱行自缢。伊与伍弟何子悌、陆弟何子敬叁人，并其长兄朱尧之子何小孩壹口，当俱被拿。
十月，朱慈焕自湖州董采家逃至洞庭山吴楚山家。十一月，朱慈焕一妻、一妾、三女、一大兒媳因追捕日緊，都自縊身死。】
这段血淋淋的文字再次刺痛了众人的眼睛。
但这一次有心人关注的细节不同了。
“一妻、一妾、三女、一儿媳……”司马光捋着胡须，沉吟道，“朱慈炤自崇祯十七年国变时方才十五岁，此后颠沛流离，隐姓埋名，甚至一度为僧。以他逃亡之身，朝不保夕，如何能维持一妻一妾的家庭，并生育至少三子三女？这绝非一个普通逃难之人所能负担。”
旁边一位官员接口：“司马公所言极是。娶妻纳妾，生儿育女，尤其还要维持一个不算太小的家庭，即便再节俭，也需一定的资财和相对稳定的环境。朱慈炤前半生东躲西藏，后半生即便相对安定些，但也绝无可能单凭己力置办起这样的家业。必有外力资助。”
“外力？”狄仁杰看着弹幕，“谁会资助一个前朝皇子，一个被朝廷重点缉拿的朱三太子？寻常富户避之唯恐不及。敢冒如此天大风险，持续资助其生活，甚至助其娶妻生子、开枝散叶的，只能是那些心念故国，甘愿为此抛头颅洒热血的……”
前明遗民！
这个推断合情合理。
也只有那些对明朝怀有深厚感情，甚至暗中从事反清活动的遗民士绅，才会不惜身家性命，去保护接济这“朱明”最后的血脉。
他们不仅仅是让他活着，更是在为他创造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让他能够延续香火，甚至……让他能够有时间、有精力、有心境，去完成那部旷世奇书。
天幕的画面再次变化，另一段记录被放大，那是赵弘燮第二个折子所写的审讯记录。
这一回，重点落在了朱慈炤本人的供述和他的大儿子的供述上。
【我四十四年三月内到宁波监生张月怀家，因为董载臣与他相与，故此认得了他……后来大儿到来寻董载臣，因董先生死了，也不曾往曹县去。】
【我本名和兟，后改名王益，字孟发，到山东改了姓张名益，到四十五年董先生有字来叫改做王正，所以连号也改了，叫子则。
自小原在东平州已死张坦洲家住过，张坦洲就是张堻的父亲，董载臣是我业师，替我娶过亲……住了十余天又回到李朋来家，才与李朋来家训蒙。
那周伯章、李宾阳、王教官、石湘皋、石湘佩都微微知道我姓朱，俱不道破，董先生、董琅、俞祥麟是明明知道我父子底里的。】
这段供词信息量极大，尤其是最后一句。
“董先生、董琅、俞祥麟是明明知道我父子底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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